儒道佛思想散论✍️

《儒道佛思想散论》由严北溟和王雷泉编著，本书研究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与2016年8月出版。

自序

这本《儒道佛思想散论》，收集了我多年来研究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的二十多篇论文。我觉得，要开创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首先就应当把目标放在联系实际上，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光荣任务服务。因此，本书“论”虽“散”，却有一个总的看法或旨趣。对此，先在这里简要地谈一谈。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总结长期历史经验”这简单的几个字，包含着多少辛酸的回忆和多么深刻的意义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也走过不少弯路，现在回到“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上来，这确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胜利标志，是对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发展。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本书论述的属于后者。目前建设精神文明、发展精神文明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令人鼓舞的事。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及其特色，都是历史地、有规律地逐渐积累、形成起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不可能割断历史来凭空建设，故既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又应联系历史实际，把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任务放在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早年领导革命，就强调“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认为这是对革命有益的。也就是说，要结合历史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即是我们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光辉范例。可是后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使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真理长期被淹没而为历史虚无主义所替代。“十年动乱”中，江青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而且对死去千百年的历史人物也翻出来打棍戴帽，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当然第一个遭殃，还不知株连了多少古人、今人。比如，我只因写过一篇论述孔子思想有积极和消极两面的文章，说了一些公道话，就在山东省孔子讨论会上遭到关锋的攻击、辱骂；过了几年，还得挂上“孔老二孝子贤孙”的牌子，和经学家周予同先生一起被押到曲阜市讨孔大会上去批斗。那次，我亲眼看到孔子庙、孔林等珍贵文物古迹遭受破坏的情形。江青反革命集团毁灭民族文化，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真是达到了丧心病狂、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华号称“礼义之邦”，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文明古国。作为黄炎苗裔，我们以有几千年珍贵历史文化传统感到自豪，而孔子和由他创始的儒家是和这个传统连结在一起的，这已为世界所公认。道、佛两家也对历史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和儒家比较起来，终居次要地位。这不仅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居于正宗地位，非道、佛所能取代，更由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表现为我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特色，并对我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对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家进行评价，不能只看到后来变质了的儒学和“孔家店”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而应看到它的积极一面，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尊重历史文化的科学态度。对于道、佛，我认为亦不应简单地否定，而须一分为二地对待。

通常人们讲“儒、释、道”，误把“儒”当成宗教；“道”则指道教而非道家，或因道教奉老子为始祖，连道家也被视为宗教了。但是，我在《散论》中，除了把“儒”从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其宗教化的滓秽中洗刷出来，还原为儒学外，对于“道”，则主要是指道家老庄之学，而不是指道教。大家知道，《老子》虽仅五千言，却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值得重视的一部哲学古籍。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我是倾向于认为老子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至于庄子哲学的性质，则学术界多数断定它是主观唯心主义。以前，关锋在讨论中曾给庄子戴上许多帽子，如什么“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等等，要把这位道家第二号人物打得永不翻身。对古人进行评价的这种“左”的做法，哪里是什么百家争鸣，它实际上是灾难性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朕兆。对此，我也写过文章反驳关锋，后来吃苦头自不待说，甚至连先父在清末给我命名，因出自《庄子·逍遥游》首句“北溟有鱼”，也变成了一条罪状，可谓滑稽之至。悠悠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

再谈佛教。我是因教学需要而“半路出家”似地研究佛学的。六十年代初，曾为大学高年级同学和留学生讲过佛教哲学史，可能给他们灌输过某些消极性的东西，但年来我从阅览国外资料和屡次同外国朋友交谈中，了解到国外学者对佛教的重视和研究情况，引起了我一些感想。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而实发展于中国。千百年来，它的影响曾经深入社会各阶层和各个思想领域，参预着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形成，还波及日本、朝鲜和西方的许多国家，它对国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佛教研究的重视与否，实际上关系到对祖国文化遗产如何看待的问题，包括对它要不要妥善地保存、整理和批判继承的问题。本来，党的有关政策、方针已在这方面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应该遵循和开拓前进的道路；可是，值得深思的是：关于佛教文物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现在某些外国的专家学者倒是抢先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漠视。报载甘肃兰州大学因外国人说了“敦煌市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样的话而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赶紧设置敦煌学专业和新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这种为繁荣祖国学术而积极有为的精神，是很值得称赞的。

要之，儒、道、佛三家的哲学体系，其性质和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它们都是我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加强研究。目前，我们既要肃清“左”的思想流毒，也要防止和反对“右”的错误思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对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工作搞上去，开创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本人在这方面，自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而持论偏颇之处，亦在所难免。承湖南人民出版社邓潭洲等同志对论稿提出宝贵意见，特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并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严北溟　1983年9月20日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