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歌✍️

《游击队歌》，是贺绿汀于1937年作词作曲的进行曲，是激励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革命歌曲。1938年1月6日由贺绿汀指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在八路军干部会议上首次演唱。1966年，歌曲由音乐出版社以单曲形式发行。

1937年10月，马彦祥、塞克等文艺家组成第一演剧队从上海出发，沿铁路边演边行，号召全民抗战。贺绿汀作为队员，秉持“艺术家是时代代言者”理念，一路寻创作素材。年底，演剧一队抵临汾市，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此时华北大半沦陷，抗日战场转至敌后游击，临汾成抗日前沿与华北抗战中心，周恩来等在此指挥，丁玲率团宣传，抗日活动热烈。演剧一队艺术家受临汾人民抗日激情和八路军游击战胜利鼓舞，前往刘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休整演出。贺绿汀遇战友李云鹏，受其鼓励写抗日歌。在刘村，贺绿汀受八路军抗战情况介绍、抗日报告、政治学习及深入演出等活动启发，又见八路军缴获火炮，萌生创作旋律，创作念头扎根。他多方搜集游击战资料，听游击战术报告后灵感迸发。初冬寒夜godlike，贺绿汀激动起身，一夜写成《游击队歌》。

《游击队歌》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象。《游击队歌》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歌词通俗易懂，表现了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游击队歌》作为一首四部混声合唱歌曲，其中含复调因素的和声织体为全曲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动力。

《游击队歌》不仅在中国国内广为传唱，还跨越国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1993年6月5日，《游击队歌》获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优秀曲目奖。2009年，《游击队歌》获评“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100首推荐歌曲。2015年，《游击队歌》被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

音乐制作

创作背景

1937年10月，马彦祥、塞克等一众文艺家组成第一演剧队，自上海市出发，沿铁路线边走边演，号召全民抗战。贺绿汀身为其中一员，始终铭记“艺术家是时代的代言者”，一路寻创作素材，汲取新养分。年底，演剧一队抵临汾市，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此时华北沦陷大半，抗日战场转至敌后游击。日军重兵围攻晋西南，临汾成抗日第一战线与华北抗战中心。周恩来等领导在此指挥华北抗战，丁玲率团开展抗日宣传，临汾抗日活动如火如荼。演剧一队艺术家被临汾人民抗日激情与八路军游击战胜利所动，前往刘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休整演出。贺绿汀意外遇当年广州起义战友李云鹏，李云鹏鼓励他写抗日歌，贺绿汀爽快应下。

创作过程

在刘村，贺绿汀受彭雪枫介绍八路军抗战情况、聆听抗日报告、参加政治学习及深入部队城乡演出等活动启发，又看到八路军缴获火炮，脑中闪现“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旋律，创作念头扎根心底。贺绿汀多方搜集游击战资料，听彭雪枫作游击战术报告，深受鼓舞，灵感迸发。初冬山西省，寒夜godlike中他激动起身，点灯挥笔，一夜写成《游击队歌》。贺绿汀创作时定下明确意图，以音乐刻画游击战士乐观、昂扬与自豪。

次日，贺绿汀哼唱给周巍峙听，获其高度评价，并到学兵队教唱。此歌好学易唱、气势昂扬，迅速在刘村传开。在八路军总部高级干部会议晚会上，演剧一队“简陋”演出却打动众人，朱德等将领肯定，朱德还抄写并请求演剧队深入部队教唱。很快，《游击队歌》在八路军中广泛传唱，战士们喜爱有加，有的部队派人远路抄谱。杨得志邀演剧队教唱，部队出发时，贺绿汀等与群众夹道欢送，共唱此歌，战士们精神抖擞奔赴新战场。

制作人员

发行信息

现场表演

歌曲歌词

《游击队歌》歌词

（原始版本）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

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哪怕日本强盗凶，

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

哪怕敌人枪炮狠，

找不到我们人和影。

让敌人乱冲撞，

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

敌人战线越延长，

我们的队伍愈扩张。

不分穷，不分富，

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论党，不论派，

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越打越坚强，

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

看最后俄罗斯胜利日，

世界和平现曙光。

音乐鉴赏

《游击队歌》曲词结合巧妙，使歌词与曲调完全吻合，朗朗上口。在民族危亡关头，此歌体现高度乐观主义与胜利信念，为战士松弦振志。《游击队歌》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象。《游击队歌》是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其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曲调生动流畅，歌词通俗易懂，表现了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游击队歌》是带有对比性中句的三段式结构。第一乐段从纯朴流畅的音调和轻快敏捷的节奏开始，在发展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转入属调，雄健有力的对比主题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把游击队员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游击队歌》作为一首四部混声合唱歌曲，其中含复调因素的和声织体为全曲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动力。

《游击队歌》前八个小节基本上是对前两小节的节奏型的重复，从第八小节以后起，除再现了前面第一段后半部的曲调外，节奏基本上又再现了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节奏的基本形态。这样的节奏安排使整首歌曲有了整齐划一的气势，将游击队员们机智、英勇的形象以及乐观豪迈的革命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游击队歌》中，能够感受到一种高度的组织性以及一种十分强烈的号召感，整首歌曲因为有了中心节奏作统率，进而使众多音符能够以一种有秩序的、连贯的方式进行，这些音符让音乐更富有力量。

作品影响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恐惧强敌的阴影，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因此，《游击队歌》迅速从汾河岸畔的刘村传唱到华北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并进一步传播到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在敌占区，人们也常常听到这首歌。一群热血青年在八路军办事处听了这首歌后，就背上背包唱着歌奔赴敌后。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哼唱。美国友人卡尔逊不仅自己爱唱，还在他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多次提到这首歌，并大段引用了它的歌词。《游击队歌》在抗日军民中产生广泛影响后，曾有一个电影制片厂厂长来找贺绿汀，想要他把歌词改一下，把“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放到歌词里面去。对此，贺绿汀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他对厂长说：“这首歌已经在军队、民众中流传开了，再改词不合适。”贺绿汀认为这首歌是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的颂歌，蒋介石对游击战一窍不通，不能硬凑到一起，违心的事他决不干。

1940年，一部反映文艺工作者深入中国敌后斗争的电影《青年中国》，以《游击队歌》作为插曲，电影公演后,《游击队歌》传遍了中国大后方。1943年，贺绿汀化名“陈益善”，辗转数万里来到他心目中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市。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赞扬他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周恩来也非常欣赏这首歌。1961年8月，贺绿汀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回忆文章《游击队歌创作经过》，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专程上门拜访，从贺绿汀家中征集到这份无比珍贵的《游击队歌》歌曲手稿，后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64年，贺绿汀担任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总导演时，还专门将这首歌收了进去。当时有人不同意，认为这首歌过于轻松，而抗日不该那么轻松。周恩来却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就这样，这首充满爱国激情和战斗情怀的歌曲，伴随着革命军民唱响了整个峥嵘岁月。它是战斗意志的锤炼，是爱国豪情的升华，凝聚着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民族情结，就像一个战斗的号角，激励着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勇往直前。1973年，周恩来在延安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提出：“在这里应该挂上一幅《游击队歌》曲谱照片。”可见该曲的重要意义。

《游击队歌》不仅在中国国内广为传唱，还跨越国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美国记者埃文斯·卡尔逊在其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多次提到这首歌曲。1985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训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一场招待会上，东道主提出特别希望代表团演奏《游击队歌》。